从莘县走出来的张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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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童年时的全家照前排右起为海迪、小雪父亲张坦夫、母亲毕江桥
张玲玲（改名张海迪）荣成人，
1955年9月16日生于济南。五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只能上半天小学，后来又自学完中学课程。1970年她十五岁时，海迪跟随父母（张海迪的父亲张坦夫文革前是济南市文联的领导干部，母亲毕江桥是文艺工作者）下放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
从济南到莘县
1970年初春的一天，十五岁的玲玲（张海迪）乘坐一辆大卡车，从济南前往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驾驶室里，她依偎着下放到农村的父母张坦夫、毕江桥，身边还有幼小的妹妹张海燕（小雪）。过黄河渡口时，张海迪看到了静静流淌的黄河，接着，卡车驶进黄褐色的鲁西大平原，约在黄昏时分，到达尚楼村，他们住进了一个四面漏风的小土屋。
屋子又矮又黑，没有窗子，从小在山东省城长大的张海迪，顺手去拉电灯绳。但是这里没电，时光仿佛在一瞬间倒退了几十年，妹妹的眼睛里泪花闪动，张海迪也轻轻抽泣起来，接着泪珠滚滚流下。妈妈点燃了一根蜡烛，小土屋明亮起来。
心里有些惶惑、迷茫，甚至恐惧的张海迪，还不会想到，她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个转折时期就这么开始了。她们在尚楼生活了三年，父母费尽心血在张海迪身上培育的“英雄基因”，终于找到一片可以生根、发芽、结果的土地。在这里，她读懂了土地、人民、劳动，以及劳动带来的精神愉悦和满足，因而奠定她了积极昂扬、无私奉献的人生基调。
近四十年后，张海迪的母亲毕江桥谈起这个小土屋仍充满感情。海迪和妈妈都称它是“我们的小土屋”。现在回想起来，它像一个童话里的小土屋，光芒四射，趣味盎然，仿佛是上天恩赐的一般。可见苦难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它在给人磨难的同时，赋予你坚忍不拔的性格和战胜一切的力量。
小土屋里的生活确实非常清贫和艰苦。这是一个有四间房子的院落，屋子是干打垒的，没有一块砖石，一伸手可以摸着房顶，风从缝隙里灌进来，雨雪都能直接飘洒到床上。土墙上布满了雨水冲刷出的沟沟坎坎。地上，稍微用脚一踩就冒起尘土。屋里最醒目的是一口大铁锅。原来这是村里杀猪宰羊的地方，没人住过，还有淡淡的血腥味。但是这家人来了以后，小土屋里却一直充满了笑声和歌声。
细心的父亲在小土屋上打开一扇窗子，就是在土墙上凿开一个洞，再用几块砖支撑起来，让海迪坐在轮椅上就能看到外面的田野和村庄。于是，一个观察和了解世界的窗口在海迪面前打开了：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窗后一大块绿色，那是不怎么茂盛的庄稼。还有吃不饱饭的村民，在街头玩耍的孩子……
这是一个与城里截然不同的地方，自己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并和老百姓融合在一起吗？
海迪开始想念济南，想念在济南市文联住了十五年的三层楼房。它刷了红色的油漆，真的非常好看。
自己在那个城市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灵巧的双腿，当然也获得了很多东西，是什么呢？在小土屋里，张海迪独自一人常常陷入遐想之中。
张海迪小名叫玲玲。她出生时九斤重，被妈妈称为“九斤老太”。她健康、聪明、伶俐，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在张海迪家里的电脑桌前，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她上幼儿园时拍的照片。她似乎比一般孩子都长得高大，白色的连衣裙，使她格外精神；支撑着她的是两条站得直直的小腿。
厄运意外降临了。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眼前一黑，跌倒在地。她用尽全身力气，还是站不起来。她着急了：“阿姨，我的腿，我的腿那儿去了？”父母把她抱进医院，医生们反复会诊，大夫拿着诊断书惋惜地说：“孩子得的是脊髓血管瘤，恐怕今后……”
据说，这种病的起因很偶然。在运动中，脊椎里一条细细的血管突然破裂了。也许不过是一滴血，变成血块，挡住了脊髓的通道，由于它的挤压，脊髓的搏动减弱了，甚至完全梗阻。当时，数不清的医生都希望拿出自己最大的本事，让这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站起来，但是没能如愿。从此，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人生之路，第一次变得如此暗淡。特别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而言，命运竟是如此残酷。
此时，坚强的父母在玲玲心头燃起一把希望之火，也为她保留了一个梦想。他们抱着张海迪跑遍了济南的大医院，后来又几次到武汉、北京等地就医。在父母的言行里，海迪总感觉自己能站立起来。济南的夏天，酷热难当，母亲背着海迪去医院，那是一段多么漫长的路啊。母亲说：女儿，你知道吗？走在这路上就像踩在棉花上，柏油路都要晒化了。听到母亲粗重的呼吸声，紧紧贴在母亲湿透了的白衬衣上，眼泪从玲玲的小脸上潸然而下。
八九岁的时候，父亲带玲玲去武汉治病，他们坐在火车的硬座车厢里，父亲怕她的脊椎疼痛，就让小海迪靠在他胸前坐着。父亲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烟味儿，让海迪觉得亲切、可依靠。父母的气息和性格就这么默默地传递给了她。父亲张坦夫是山东文登人，军人出身，当时是济南市文联副主席，他热情善良，乐观豁达，儒雅博学，兼具胶东汉子、文人和军人的特质；而妈妈毕江桥是山东淄博人，16岁从女中参加革命，从事的也是文化工作。母亲的性格开朗，幽默，记忆力特别好。为给海迪治病，家里的钱全部花完了，但是父母整天笑呵呵地，仿佛没什么愁事，这使得一直在病中的海迪全身洋溢着乐观的情绪。
玲玲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五年中，她做了三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六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玲玲，只能整天卧在床上。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二十七岁。
张坦夫和毕江桥知道，女儿真的站不起来了，她的颈椎永远支撑不了整个身体了，可是，玲玲的人生不能没有“脊梁”啊。要让孩子的人生完整，就要用知识和文化让她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玲玲只能到学校上半天课，下午要在家里自学，夏天，家里没有电扇，妈妈上班前，把一个盛满凉水的罐子放在她身旁，说你热了就把手伸到水里。母亲给她买了词典，还订阅了《小朋友》杂志。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开始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会了一个又一个生字，她最喜欢语文课。那些散发着墨香的铅字，把她带入一个瑰丽而神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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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玲玲十岁
张海迪十岁那年已经能读长篇小说了。她读的第一本书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这是母亲送给她的旧书。看到母亲整天看这本书，海迪也想早点知道里面的故事，但这本书是繁体字，又是传统的竖排格式，阅读起来非常困难。书里有一句话：“妈妈领我们到树林里去了”，玲玲就猜：到什么林里去了？她不认识繁体的“樹”字。只有靠联想阅读下去。卓娅，一个十七岁的俄国姑娘，她不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她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她牺牲前受尽了折磨，却宁死不屈。德国人让她穿着单衣在雪地里不停地走，俄罗斯的严冬是多么寒冷……读到这里，海迪的眼睛湿润了。
除了中小学课本，张海迪家里的读物主要有几种，一是画报、小人书，这是她早期的读物。她从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第一次认识了保尔·柯察金。懂得一个人病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进取的信心。只要精神不倒，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去创造美好的生活。二是科普类和科幻类书籍，她很喜欢《十万个为什么》那套书。躺在病床上，思绪可以纵横万里，所以头脑里的问号很多。她问小朋友：知道洗了的衣服为什么会晒干呢？因为水分子跑了。看到小朋友兴高采烈的样子，她更加眉飞色舞，感受到了知识带来的快乐。她还喜欢看像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海底两万里》，对凡尔纳描述的事她都想尝试。书中的几个人漂落到荒岛上，什么都没有了，其中一个人用玻璃表壳聚焦阳光取火。海迪没有表壳，就让妹妹借来邻居伯伯的放大镜，在阳光底下用放大镜照一会儿，纸就冒出火苗来。这些书籍使海迪拥有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科学的眼光。三是名人传记类和文学名著类书籍。《把一切献给党》、《雷锋叔叔的故事》、《真正的人》、《我的大学》、《古丽娅的道路》、《军队的女儿》、《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叶尔绍夫兄弟》、《静静的顿河》、《朱可夫传》……都是父母自己读过的，或特意给她买的。一个个英雄人物就这么栩栩如生地来到她面前，这些神奇的文字和神奇的英雄，逐渐使张海迪身上有了一种“英雄基因”。
在整个童年，张海迪以顽强的意志，在病床上和轮椅上自学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实现了“轮椅上的梦”。
张海迪不满足于在小土屋的窗子中向外张望，她开始用双手驱动轮椅，走到孩子和村民中间。轮椅其实就是一辆藤条做的童车，是父母从济南带到村里的，下面有四个很小的轱辘。
第一次走出小土屋，天空很晴朗，天上的白云像大棉花一样。不久，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跑过来，张海迪笑了。因为她的生命始终处于一积极状态，参与意识强，面对围在轮椅边的孩子，她开始给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后来又教他们唱歌、识字，看到孩子们的指甲又脏又长，她就给他们剪指甲。时间长了，海迪就和孩子打成一片。
尚楼村当时叫大队，下面有四个生产小队。共有一百多户人家，七百二十口人。当时，胶东小麦亩产已经达到四百多斤，这里最多一百斤，少的只有三四十斤。张坦夫和毕江娇把安家费买成化肥，分给村民，但没人会用。农民们有的人吃不上饭，很多孩子上不起学……
这里的老百姓太贫穷了，却又那么朴实、可爱。到村里第一年的麦收季节，一场大雨倾盆而下。父母和乡亲们不是往家里跑，而是直接跑到场院里，用叉子把麦秸跺起来，然后用雨具盖好，一个个淋成了水人。收获时节，农民们把最好的粮食装在四辆大车上，堆得满满的，送到粮仓，交给国家。从农民们滚滚的汗珠里，从他们满足的笑脸上，海迪感受到劳动的愉悦，收获的美好，她急切地想加入到劳动者的行列中去。
海迪的父母是充实的。每天晚上，村里的男人都喜欢来找父亲聊天，打架，生产，生活难题，什么都聊；父亲买了很多烟叶，放在一个小筐里，他和那些乡亲一起卷烟抽，还和他们一起用大碗喝瓜干酒。而女人们则找母亲拉呱，做针线活。看见村西头的大婶得病，母亲就对人家说：给你开了药，我给你煎吧！看见别人家里有什么困难，母亲就去帮助别人，不讲任何条件。父母还在村里组建小剧团，为乡亲们写歌曲，小剧目……
自己能否像父母一样，为乡亲们做更多的事？玲玲焦急地想。
她发现有的孩子读不起书，就帮助他们组成课外学习小组，为她们辅导功课；听说附近的小学里没有音乐课，就自告奋勇去教大家唱歌；还抽空为孩子们理发、做书包、缝补衣服。孩子们把她当作最知心的朋友。孩子们也想着回报玲玲姐姐，他们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村边有一条小河，孩子们光着屁股，扎个猛子给她看，逗得她哈哈大笑。
邻居有一个叫孟方的小男孩，五六岁，又聪明又漂亮，整天围着玲玲的轮椅转。他在第一天就帮着玲玲家搬家；还搬来几块砖头，放在玲玲的窗下，趴在那里看海迪看书。玲玲累了，他就推着玲玲的轮椅出去转转。有一次，他抓来一个小磕头虫，让小虫咯噔咯噔地磕头。海迪很喜欢他。
有一天，孟方的妈妈怀里抱着他，慌慌张张地跑到海迪家，说：“玲玲，你是城里来的姑娘，懂得多，你看看这孩子是咋啦？”只见孟方口吐白沫，眼睛不住地往上翻，脖子直直地挺着。海迪多次住过院，凭她的观察，这病不轻。她连忙说：“快送医院吧，千万别耽误了。”即使跑到公社卫生院，也有十几里路。一个活蹦乱跳、生龙活虎的小孟方就这样死去了。玲玲恨自己，为什么不会给他治病呢？
她把自己的零用钱攒起来，请济南的朋友买来了医学书，还有体温计、针灸针、人体模型、常用药等等一大堆东西。她一边读医书，一边学习解剖学。有一天，母亲买菜回来，海迪看见篮子里摆了很多猪内脏，就要来爸爸刮胡子的刀片，对照着书本，拿着猪的心脏，用刀片一点儿一点儿地割开来。一边看一边说：“我明白了，这儿就是冠状动脉，这儿呢，就是右心室。”后来，她又学习生理学，当学到神经系统的反射原理时，请村里的小朋友为她捉青蛙，进行解剖。
玲玲对医学有着很高的悟性。开始，她在白菜疙瘩和萝卜上练针灸。几天以后，感觉找到了，就在自己身上扎针。有人问她：是不是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她说恰恰相反。开始练针灸的时候，她总是找自己最疼的地方扎，像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等等，疼了才知道如何下针。
到尚楼村半年左右，玲玲就能给村民看病了。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她给扎上几针，还真起作用。
有一天，跟张海迪（玲玲）比邻而居的一位大娘半边脸肿了，原来她牙疼病又犯了。又有一天，村里一个孩子病了，没多久却死了。海迪真想去探望患病的大娘和失去孩子的家长。
“我能不能帮助乡亲们干一点什么呢？”十五岁的海迪想。
她请求爸爸买来一盒银针，一本《针灸学》，一本《人体解剖学》。
张海迪不管父母的劝说和医生的警告，总是日夜苦读，把两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她擎起一枚银针，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又在自己躯体上那尚有感觉的部位进行试验。
仅仅三个月后，她可以用银针为病人治病了。耿其之大爷半身瘫痪，六年不会说话，她给治好了；王怀栋患了神经性肌肉萎缩，连一只吃饭的匙子都端不起来，她给治愈了；一个叫小宝的六岁男孩，站都站不起来，经她数百次针灸，小宝背起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了。
一个瘫痪的小姑娘，要给病人扎针并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当海迪给病人治病时，上身的重量就全部压向那病残的腰部和臀部。时间一长，人就受不了，只得把右肋骨压在轮椅的扶手上。几年下来，她变得左臂细，右臂粗，脊椎骨也弯得变了形。
但海迪的内心是欣慰的。数年来，她共治疗了一万多人次。她是个瘫痪的小姑娘，就凭着一颗火热的心，用一根小小的银针，给周围的乡亲们带来了温暖和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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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给当地人针灸（李霞摄影）
在治好了西边一个村庄两个姓耿老人的瘫痪后，张海迪声誉鹊起。第一个老人叫耿其元，老伴去世，丢下三个孩子，两个还小，家里全靠老耿一人照料，不想他又得了脑血栓，已经瘫痪三年。村里人找来一辆地排车，走了四里地，把他送到张海迪家里。张海迪不嫌老人又脏又臭，让他把脚翘在轮椅上，耐心地给他扎了一针又一针。接着，又吃力地弯下腰，帮大家扎好腿上的绑带，系上鞋带。坚持两年之后，耿其元老人终于站立起来。他哆哆嗦嗦，慢慢挪出第一步的时候，张海迪哭了，全身战栗不止，这种感觉就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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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在尚荣村老奶奶拿着鸡蛋来看海迪（李霞摄影）
耿其之大爷半身瘫痪，六年不会说话，她给治好了；王怀栋患了神经性肌肉萎缩，连一只吃饭的匙子都端不起来，她给治愈了；一个叫小宝的六岁男孩，站都站不起来，经她数百次针灸，小宝背起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了。
在治好了西边一个村庄两个姓耿老人的瘫痪后，张海迪声誉鹊起。第一个老人叫耿其元，老伴去世，丢下三个孩子，两个还小，家里全靠老耿一人照料，不想他又得了脑血栓，已经瘫痪三年。村里人找来一辆地排车，走了四里地，把他送到张海迪家里。张海迪不嫌老人又脏又臭，让他把脚翘在轮椅上，耐心地给他扎了一针又一针。接着，又吃力地弯下腰，帮大家扎好腿上的绑带，系上鞋带。坚持两年之后，耿其元老人终于站立起来。他哆哆嗦嗦，慢慢挪出第一步的时候，张海迪哭了，全身战栗不止，这种感觉就叫幸福。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张海迪为村民们治病三千余次。为了报答看病不收钱的张海迪，乡邻们抢着送来地瓜、咸菜、红枣、水果等东西。一天，村东头的老奶奶做了两个包子，这是乡间一年到头吃不到的稀罕物，老奶奶把一个留给自己的孙子，把另一个塞在棉袄袖口中，送给了海迪。接过包子，张海迪的眼睛湿润了，这里面包含着乡亲们多少疼爱啊。
张海迪的成绩为什么越来越大？是因为她解决了为什么人活着的问题，把生命之根扎在了人民的沃土之中，给生命插上了翅膀。![]()
张海迪当年顽强的生活和学习情景（李霞 摄影）
从十八里铺到莘县城
1973年春落实干部政策，张坦夫调到莘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海迪随父母回到莘县县城。村里老百姓全体出动，用四辆马车为他们送行。耿其元大爷拉着几个孩子捶胸顿足，依依不舍，泪水再一次模糊了张海迪的视线。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莘县县城，破旧不堪，很少能见到两层以上楼房，如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
1973年初，张海迪随父母搬到这里居住的张海迪，进入生命中最黯淡的时期。她感觉一下子来到鲁宾逊到过的荒岛，被人们遗忘了。
自从高位截瘫以后，包括到尚楼村以后，张海迪不止一次地绝望过。她回忆说：“我偷偷地哭过，甚至没有人的时候还哭出声来，我还声嘶力竭过。长大了以后，我曾经想过一个词，每当别人说‘狼嚎’这个词的时候，我就突然心里一丝颤栗，这么掠过。在我的记忆深处就会回想着我小时候声嘶力竭的一种哭喊，我当时把自己的头发一绺一绺地拽下去，当时我的头发是很长的辫子，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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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和她的朋友们（李霞摄影）
除了用这种方式排解痛苦，在离开尚楼村之前，张海迪还是一个孩子，有父母的呵护，妹妹的陪伴，她还能为尚楼的百姓做事，有一种“被需要感”。虽然生活在农村，她的生活也极其丰富多彩。父亲带去了十个济南知青，他们之中，有喜欢拉小提琴的、弹琵琶的，也有摄影的、绘画的，还有写歌剧话剧的。他们教海迪吹拉弹唱，绘画摄影。
有一次，他们推着海迪的轮椅走了二十多公里，去莘县县城看露天电影。说说笑笑中，走了一晚上夜路，一点都不累。
然而，到县城后，这样的环境不复存在，张海迪一下子变成了大姑娘，没有众人搀扶，她要独自面对残酷的生活之路。从死亡边缘被抢救回来，她想起一个知青在《红岩》的扉页上写的一句话：“任何化学物质产生的火焰，最终都会熄灭，而用生命点燃的火焰将永远燃烧。”自己还可以像在尚楼村一样，拼命学习各种知识，还能够为更多的人付出，所以一定要重新点燃生命之火！
她一边寻找工作，在家里干各种杂活，一边拼命学习各种知识，继续阅读中外名著，写日记，背诗歌，抄录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命运再一次让张海迪经受磨难。
1976年12月22日冬至，天气特别寒冷。张海迪做了第四次脊椎手术。医生感到她的病情不乐观，他们悄悄对海迪父母说，这个孩子以后会因为几种原因死去，比如像肺炎，泌尿系感染，褥疮等等，这是脊髓损伤的病人最可能死去的症状。张海迪用日记记下当时的情景：“太疼了，我几乎受不了。这种撕心裂肺的疼使我想大叫起来。不能，千万不能。咬住被单，我在颤抖中忍耐着。可是疼，还是疼！到晚上为止，妈妈和朋友们不知叫过几次医生和护士了。‘止疼片不能吃了’，我听到他们这样说。是的，我懂，不能再吃了，要过量了。我也懂得，组织损伤─—那么长的刀口，吃药止疼无济于事……”
从这次手术后，张海迪明白了：病痛不再是自己的敌人，而成了朝夕相处的朋友。病痛让张海迪更多地思考着崇高和英雄，她以心灵中的无畏击溃了脆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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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在图书馆（李霞 摄影)
玲玲的执著精神感动了英语老师王充允
张海迪在莘县期间，开始时她被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父亲临时安排到医院工作。此时的王充允老师在莘县一中任教。正在自学英语的张海迪遇到种种困难，她听说莘县一中有位叫王充允的老师英语很好，非常想请教于他，但当时王老师正在“蹲牛棚”。
正在张海迪为此愁眉不展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充允到医院找张海迪针灸，张海迪欣喜不已，很热情地拿出一封朋友的英语信，请王充允帮她翻译。可是王充允怕张海迪受自己牵连，就冷淡地说：“对不起，我没带眼镜。”他以为这样的拒绝会让张海迪望而却步，谁想，不久便收到张海迪的来信，信中写道：“王老师，我是一个残疾的青年，我从没上过中学，现在我开始学习英语，困难很多，我多么希望您能帮我。”可是，王充允总是因为怕张海迪受牵连，一连几封信都一一拒绝。之后，王充允不断地收到张海迪的来信，一封、两封、三封……
王老师终于被张海迪的精神所感动，同意教她英语，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海迪啊，你是个年轻的姑娘，我真不愿意让你受到牵连。”就这样，王充允与张海迪成了“地下师生”关系。为了减少麻烦，王充允只能到医院给她辅导。当时张海迪正试着翻译一本书─—《月亮宝石》，他就让张海迪把在家中翻译的稿子带到医院，放到抽屉里，他什么时候来就把稿子拿出来，如果来了人，他就装作是来找张海迪看病的。那时张海迪的英语书非常少，为了帮助她更好地学习，王充允还偷偷地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英语书送给张海迪。直到1978年，王充允的问题解决了，他首先跑到张海迪家里，一进门就对海迪说：“这下可好啦，咱们可以公开地学习啦！”当时，张海迪拉着王充允的手，激动得很长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1981年10月，张海迪由于服药过多，造成药物中毒生命垂危。年过七旬的王充允在张海迪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第二天就去看望了她，并给了她许多鼓励。
在王充允的帮助下，张海迪不但能够阅读一些英文报刊和文学作品，另外还为有关单位翻译出《世界狗类百科全书》的资料和一部英国的长篇小说《海边诊所》，之后又翻译一本南斯拉夫的短篇小说集。通过王充允的鼓励，张海迪又自学了日语、德语和世界语。
1983年初，张海迪的事迹在全国各地广为传颂，有关部门组织了“张海迪事迹报告团”。王充允作为张海迪的英语辅导老师参加了报告团，并曾到天津作报告。之后，有关王充允的事迹也随张海迪的报告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
王充允是我的三祖父，原名王裕庭，1909年生于武清曹子里乡西掘河村，他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成为当时武清县少有的一名律师。解放前，他曾在天津一家报馆当过编辑，后到华北大学（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学习，不久随工作团南下，被安排在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一中任教。曾当选为莘县政协委员。
（王春晶）
张海迪人生的第一次大转折
─—李霞和宋熙文两位记者的报道改变了张海迪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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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李霞张海迪近照，右图2011年网易女人采访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
1981年二十六岁的张海迪住在山东省莘县。10月山东画报社记者李霞出差采访，地点正是莘县。李霞在招待所中偶然听到两位服务员在小声议论，“玲玲这回病得不轻，发高烧。”
“这样年轻的女孩竟让县城里的人如此关切！”李霞这时有了探访玲玲的冲动。隔日，她便赶到医院，但因玲玲病情危急，她没有见到其本人。后来她得知，玲玲这一次在病房里昏迷了五天五夜。
离开莘县半个月后，李霞前往东阿县报道山东省引黄济津工程位山闸提闸仪式，采访途中，十余名记者都在一辆车上，大家聊天时，李霞提起了玲玲。下车后，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叫住李霞说：“你带我去莘县找玲玲吧。”
采访结束后，宋熙文和李霞直接赶往莘县，按当时的采访惯例，宋熙文先给莘县县委宣传部打电话，没想到，玲玲的父亲张坦夫正是宣传部的副部长。“张坦夫告诉我，玲玲还没痊愈，恐怕难以面谈。”宋熙文与李霞两人决定先回济南。十天后，两人相约再度前往莘县。
宋熙文一访张海迪
1981年张坦夫任莘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海迪安排在莘县广播局当无线电修理工。
1981年11月27日，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去东阿采访路上，山东画报社摄影记者李霞说，莘县有一个受人称道的瘫痪姑娘玲玲（张海迪），热心为别人治病；周围有一帮年轻人，心里话都愿给她讲；她还自学了几门外语……宋熙文被这个人物的故事打动了。采访结束，宋熙文就到莘县追寻有关玲玲的“故事”去了。可是，玲玲当时病重未愈，没有看成。同年12月8日宋熙文又从济南赶到莘县采访玲玲。
1981年12月28日新华社播发了宋熙文采写的通讯《只要你能昂起头─—记瘫痪姑娘玲玲》；次日人民日报把题目改成《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在头版头条采用；中央电台在当晚和次日早晨的全国联播新闻中头条播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只要你能昂起头─—记瘫痪姑娘玲玲》，是我国新闻单位首次报道张海迪的事迹。
198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的稿子《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玲玲：张海迪的小名），全文一千一百余字。张海迪的人生轨迹，从此转变。
接着，莘县广播局授予无线电修理工张海迪先进工作者称号
介绍张海迪的文章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山东省引起了轰动。于是省里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妇联、团委赶紧动员起来，张海迪开始接受络绎不绝的采访，大量的宣传材料层层上报，经过一年多的升温，终于在1983年达到最高潮。
1982年10月30日聊城地委批转共青团聊城地委《关于开展向张海迪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的通知；张海迪获聊城地区“三八红旗手”称号；
1982年11月11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命名表彰大会，授予张海迪“模范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
1983年2月3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授予张海迪“山东省职工劳动模范”称号；1983年3月山东省委和聊城地委分别作出《关于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全区掀起学习张海迪的热潮；
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做出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的决定，并号召全国青少年向张海迪学习；
1983年3月17日，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张海迪事迹报告会实况，有近两亿人收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1983年5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共青团中央和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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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7日张海迪在团中央举行命名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大会上发言
1983年2月，张海迪被邀请到北京，和记者见面。那天，她穿着一件乳白高领毛衣，外套一件西服上装，显得自信和从容。她讲了一个多小时，又回答了约大半个小时的提问，随后分别用中文、英语、日语唱了三支歌《生活多美好》《哆来咪》和《四季歌》。会场上泪光闪烁，掌声如潮。全国范围内对张海迪的集中宣传，就此展开。3月1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以及张海迪的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一时间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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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83年5月4日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1983年5月4日邓小平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1983年5月12日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张海迪题词，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向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学习。
叶剑英的题词是：“青年先锋时代楷模”；李先念的题词是：“学习张海迪的顽强奋斗精神，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实践中去”；陈云的题词是：“以张海迪为榜样，勤奋学习，热心助人，做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彭真的题词是：“学习张海迪同志顽强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邓颖超的题词是：“青年先锋，时代楷模”；徐向前的题词是：“学习张海迪同志的不怕困难，坚强奋斗的革命精神”；聂荣臻的题词是：“要像张海迪同志那样顽强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当晚，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兆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号召全国各族青少年，特别是团员和团干部要站在学习活动的前列，以张海迪为榜样，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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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张海迪和吴运铎在一起
1983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扬张海迪精神》。
1983年6月初，张海迪开始在北京、山东等地进行巡回演讲。
1983年6月18日，“张海迪事迹”展览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学习张海迪活动在全国形成高潮。
1983年6月初张海迪开始在北京、山东等地进行巡回演讲；1983年6月18日《张海迪事迹展览》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学习张海迪活动在全国形成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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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和父母、妹妹在家里吃饭（李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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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年底两名孩子在帮玲玲姑姑推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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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邓颖超同参加国庆观礼团的张海迪亲切握手
宋熙文二访张海迪
第二次采访张海迪，宋熙文打的是“外围战”。经过一年多的报道，张海迪被誉为“八十年代的雷锋”、“保尔·柯察金式的女英雄”、“当代青年的光辉榜样”等。1983年“五四”青年节，团中央决定在全国表彰张海迪，张海迪奉命进京。我决定不去北京，而是去聊城，在山东打个外围战。我选定的目标是她的日记。一大摞海迪的日记本很快便成为我翻阅、摘抄、整理的“猎物”。二十几天奋战，一篇反映海迪思想风貌和心理历程的《生活的旋律─—张海迪日记摘抄》便出手了。
宋熙文三访张海迪
2001年11月的一天，宋熙文拨通了张海迪的电话，对海迪进行了第三次采访。海迪当时是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室一级作家。她对宋熙文说，她的愿望就是不断地为社会奉献美好的精神食粮。十几年来，已出版了一百万字的作品。散文集《生命的追问》出版后已经是第九次印刷了，里面的一些文章被编进中小学课本。电话里她这样说道：“我今年四十六岁，病了四十一年，也与病痛搏斗了四十一年。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个胜利者─—不但活着，而且还在学习和工作。我想这一切源于一个信念的支持─—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我对生活的热情依然如同少女时代，它总是蓬勃地燃烧着……”
张海迪人生的第二次大转折─—回归自我
从莘县到聊城
张海迪出名之后，被调到聊城地区文化局任专职创作员，父母也调到聊城工作，住在地区文化局家属院。
这时候，张海迪的崇拜者、了解她的人以及张海迪的好朋友，都在怀疑、迷茫，觉得海迪变了，不是当年的玲玲了……，一些海迪的好朋友开始对她疏远了。
一天，家在聊城三中的几位大学生到地区文化局家属院拜访张海迪，对她的某些“事迹”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当时海迪有一些反感，……。据说有的新闻界的朋友对她严肃的提出劝告，先不要到处做报告了，要扎扎实实地充实自己，……等等。张海迪觉悟了，从此张海迪本人刻意保持低调，埋头学习。
1983年三四月份，由于在宣传张海迪的过程中，有很多对宣传失实的批评，“根据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出一个‘宣传调查小组’，联合调查、全面核实张海迪的经历、事迹和家庭等各方面情况。”
（─—高伐林）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给这次调查规定的任务是，调查核实张海迪的全部经历、事迹和家人。此前一段宣传张海迪的过程当中，听到一些对宣传失实的批评，我们也受命要一一搞清。高伐林和大众日报社的记者老李两人在聊城找了一些当事人取证，又接受任务跑了一趟安徽巢湖，详细调查了海迪的丈夫王佐良的情况。
高伐林说：“这段岁月所见所闻，真可以用‘惊心动魂’来形容，大惊接着大喜，大悟伴着大惑”。这主要是指：虽然时间过去不久，但是许多人记忆已经模糊，知情人的说法很有出入。
高伐林说，例如，我参予协助调查过张海迪1974年自杀的经过，从
1974年到我们去调查的1983年，仅仅过了九年时间，但是众多在场者对当时经过的说法大相径庭：她服药自杀时是否锁了门？她是否在即将陷入昏迷时呼救？谁第一个发觉情况异常？谁第一个进去，进去之后看到张海迪是怎么个状况，完全昏迷还是略有知觉？等等，都有不同说法。
高伐林说，当时有报导说，张海迪“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但有人说（我忘了是张海迪本人还是她父母），她去上过半天小学，无法坚持，下午就回来了，再也没有上。就为上的这半天小学，我们在济南调查起来，非常艰难：二十多年，学校几经变迁，经过“文革”的混乱，学生登记册档案也已散失。当时的老师基本上找不着，找着了几位校长和老师，他们对一个六十年代初仅参加了开学典礼、刚坐进教室半天，就没有再来的小女孩，很难有印象，都无法证实或证伪。
但我们调查到的张海迪的主要经历和基本事迹，是属实的。那次调查给我的教育很深，我深切地体会到调查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高伐林说，我回忆当时情况，感觉当时调查之所以遇到不少困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自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省长梁步庭，到省委宣传部、团省委，下面聊城地委、莘县县委，对我们调查的意图一度不摸虚实，甚至有相当的误解；下面有的部门和机构对调查持暗中抵制态度，甚至搞了些小动作。——2008年11月7日）
关于张海迪高考考了436分，高伐林说，她的高考分数确实不对，但我不愿名之为“有假”，宁愿称之为“失实”。当时报导她高考考了436分，她自己演讲也这么说。但是后来查到高考成绩登记表，并没有这么高（我忘了是多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失实？我们调查了很多人，联合调查组内部也反覆讨论分析。不止一位当事人对我们回忆过海迪向他们报告
“436分”喜讯的经过，她的家庭里还为此聚餐庆祝。我的感觉是，当时海迪对自己考了436分是信以为真的。
我们分析，这很可能是家人或者她的某位、某几位朋友对她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他们看到她为参加高考费了很大劲，身体受到很大影响；按她的要强性格，如果得知考得不好，第二年肯定要再折腾一趟，一定要达到录取分数线才罢休。但以她的身体情况，就算考了高分，在当时，大学也是不可能录取的。家人或朋友就编造了这个分数来安慰和鼓舞她，以避免她当时情绪受打击，也阻止了她第二年身体又遭罪。
他们撒这个“善意的谎言”时，张海迪其人还默默无闻，亲友不可能想到她数年后会被树为全国青年的榜样，所以不存在人为造假拔高、欺世盗名的动机，他们当时要“骗”的，只是她一人而已。
2001年春高伐林收到了张海迪的电子邮件，张海迪告诉高伐林，她看过我的那篇报告文学；让我感到欣慰并由衷地对她感到钦佩的是，她说：“宣传我时，我才28岁……那一切永远打破了我本来宁静的生活。当然我天生的叛逆也让很多人失望”；“你不必内疚，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很多梦想。”
从聊城到济南
1986年底，张海迪与父母同时调进济南市文联，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10年多的时间里，她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小米勒旅行记》，创作了《鸿雁快快飞》、《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作品。海迪早期的作品，有一种特有的风格，就是热情，纯净，会让人产生向上的力量，很适合青少年阅读。
《轮椅上的梦》是海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描写的是残疾少女“方丹”在一座城市的生活，下部描写的是“方丹”随父母劳动改造、上山下乡的所见所闻。“方丹”有着对朦胧爱情的渴望，也有痛苦迷茫，更有自强不息的拼搏……故事里的主人公有张海迪和周围朋友的影子。34万字的作品，海迪重写和修改了六次，累得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东西。这部小说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还被日本大学选进教科书。
那时，海迪应一些报纸之约，写专栏文章，比如《解放日报》上有《海迪日记》，天津《今晚报》有《心灵烛光》等。一两年下来，她写了厚厚一大摞。作家张炜看到后说：“海迪，你应该把它结集，出一本书！”张炜找到作家出版社，张海迪散文集《生命的追问》很快就出版了。在这本书里，海迪写了很多乡村印象，以及那些朴实无华的小伙伴，把一个纯洁透明的情感世界推到了我们的面前，呈现出一种生命追问中的坚韧与热情。出版后，这本书重印了九次。
1989
年中宣部授予张海迪“优秀青年思想工作者”称号；1990
年山东团省委授予“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991
年中国残联授予“自强模范”称号；
1992
年济南市政府记大功一次；1993
年全国妇联授予“巾帼建功标兵”称号，并再次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1995
年山东省委宣传部授予“模范党员文艺工作者”称号；1997
年山东省委宣传部授予“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2000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1
年被新华社《环球》杂志评为“环球二十位最具影响力的世纪女性”。
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作品是海迪在一个冬天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写出来的。她和父母在济南花园路文联分的房子里住了十多年。
记不清多少个夜晚，海迪趴在桌子前一行一行地写，或在电脑前苦苦思索，常常一坐就到了天亮。没有暖气的屋子到了半夜格外冷，她的血液循环受到阻碍，一连几个月两个腿都是肿的。因为患的是脊髓病，海迪首先是要支撑自己的脊椎，要在那里坐住，坐不住怎么办呢？就要靠自己的两只胳膊使劲撑着，时间久了，胳膊上磨出厚厚的老茧。有时实在支撑不住了，她只有躺在床上坚持工作，而且只能是平躺。圆珠笔向上就不出水了，海迪就用铅笔写。后来有了笔记本电脑，她就把电脑放在胸前，连续工作几小时。
山东作家刘玉堂说：我们平日吃个感冒药，脑子就迷迷糊糊，什么也写不出来，而海迪是离开药就不能生存，她的橱子里全是药，伤湿止痛膏，复方丹参滴丸，抗菌素，止疼膏，壮骨膏，弹力绷带……她一个冬天要感冒很多次，病上加霜。
厄运再一次降临到张海迪身上，1990年冬天她到北京参加一个国际康复会议，遇到了从小就崇拜的上海医生陈中伟。她告诉陈医生，鼻梁上有一块皮肤破损，总也不能愈合。陈医生神色凝重，让她赶紧到上海治疗。1991年张海迪到上海接受诊断，得知鼻部患有黑色素癌。于是，她经历了生命中第六次手术。 没有使用麻药，锋利的手术刀和尖细的针在海迪的皮肤中穿过。好像是一根麻绳，或者是一个钢锯，在轻轻撕拉，磨砺着神经。鼻子那么小的一块地方，竟然缝了四十多针。作完手术以后，海迪的手很凉，也有些颤抖，但是她没有叫喊一声。
手术后，张海迪身体状况差到了极点，但她依然坚持就读吉林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课程。两年后，她被授予了哲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坐着轮椅的哲学硕士，她的论文题目是《文化哲学视野里的残疾人问题》。
2002年，张海迪出版了长篇小说《绝顶》，这是她写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通过这部小说，张海迪完成了一次艺术与人生的“探险”，并成功地登上了“绝顶”。
在酝酿《绝顶》之前，张海迪已是一个收获颇丰的作家。刘玉堂说：“大概从1997年，在我认识海迪的短短三年时间，她出了四本书。年年都是丰收年。而且她的每一本新书都得奖，每一本书都上排行榜。《生命的追问》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莫多克》获得了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在人心浮躁、书市疲软的当今，《生命的追问》发行十几万册，她重新改写的《轮椅上的梦》也一版再版……”刘玉堂是山东作协副主席，对作家要求极为苛刻，但是对张海迪却赞誉有加。
张海迪自己总感到不满足，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绳索束缚着自己的翅膀。所以她挣扎着，想摆脱这束缚。
有一天，她在网上看到了梅里雪山的照片，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起来。自己的写作历程不就像登山运动员一样，是一种充满艰难和风险的攀登吗？对于自己而言，真正的“绝顶”其实是精神的困惑，因为人最难超越自己。那么，不可以通过登山爱好者来塑造想象中的文化英雄，来登上自己的精神“绝顶”？
霎那间，一种强烈的念头如梅里雪山上空的彩霞，照彻张海迪的身心。她看见书里的一个个主人公微笑着快步向她走来，她要和他们一起完成一次登山过程了。
对于张海迪来说，这是一种冒险。在此之前，她写作的内容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都是自己亲历的感情，然而，现在要去描写完全不熟悉的地域和人物，有把握吗？此刻，梅里雪山如一个绚烂的梦境，一种海妖的歌声，在诱惑她，召唤她，让她奋不顾身，即使飞蛾扑火，也要向前飞去。
她相信自己的想象力，但是写作还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为了弥补这一点，张海迪开始搜集资料。
梅里雪山位于云南省德钦县，平均海拔在六千米以上的山峰有十三座，称为“太子十三峰”，宛如一座金字塔的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高达6740米，是云南第一高峰。因为地理环境复杂，垂直气候明显，山上长年云雾缭绕，气候变幻无常，可能你高喊一声，就会引起雪崩。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向主峰发起冲击，遭遇大规模雪崩，十七位勇士无一生还。至今，梅里雪山还是一座处女峰。
这个故事不就是表达自己思想的最好载体吗？张海迪开始昼夜上网，查找资料。五年时间，光下载的资料就有一万三千条，她跟朋友开玩笑说：“我都快成学地理学的了。”
父母形容张海迪这段生活只有一个词：废寝忘食。她经常几个月不下楼，每到吃饭，都要叫好几次，有时干脆就忘记了吃饭。为了追求细节的真实，她打电话向专业人士询问，登山帐篷、登山靴、冰镐是什么样，怎样使用。在一个情节中，主人公从札幌到另一个小车站去。为了合理地安排主人公的行程，张海迪专门买了十几种不同版本的日本地图来研究。有时候，张海迪觉得惶惑：自己是生活在济南白色的房子里，还是徘徊在白雪皑皑的神山脚下？
《绝顶》张海迪写了五年，第一稿是五十多万字，第二稿五十六万多字。五年中，这部小说海迪删改了七遍，出版时为三十万字。《绝顶》正式出版后，一年内再版了四次，并获得了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一群勇敢的年轻人，肖顿河，小川，安娜，尽管国籍不同，职业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登上“绝顶”。这些勇士一次次向顶峰冲击，不是为了创造某个奇迹，以图光耀一世，而完全是出于对人类精神处境的深切关怀。他们是否登上了“绝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登攀过程中，展示了别一种人生和境界，他们登上了人类绝对精神的“绝顶”。
在《绝顶》中，表现最多的主题是爱情与死亡。这是张海迪最擅长把握的感觉。
张海迪和王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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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和王佐良
王佐良是上海知青，曾在安徽庐江县插过队，后来是安徽巢湖机械厂工人，1982年7月23日王佐良与张海迪结婚后，调到聊城师范学院外语系当资料员。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培训中心的资深教授，他身上有着十足的书卷气。
1981年12月9日的上午，王佐良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立即被头版头条上那篇题为《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的文章吸引住了。反复读了几遍文章后，他对身残志坚的玲玲（张海迪的小名）姑娘升起了一股倾慕之情，立即提笔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寄给了千里之外的张海迪。随后，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友情与日俱增。
几个月后，王佐良长途跋涉来到聊城，向张海迪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张海迪也喜欢上了这个瘦削、俊朗的大哥哥，但顾忌到自己的身体，她还是违心拒绝了王佐良的爱意，并劝他打道回府。王佐良却执著地在她家里住了下来，并主动担负起伺候张海迪的任务，帮她学习英语、德语。王佐良还找来杂木，精心为海迪做了一辆轮椅，学习累了他就推着她到外面转转。渐渐地，海迪被王佐良打动了。就这样，1982年，两人最终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为了方便照顾海迪，婚后王佐良一直住在海迪父母家中，1990年以后，他们才搬进了济南市的花园小区。这个小区是济南市为解决市内各界知名人士“房困”问题而建的，人称“名士楼”。
多年来，王佐良和妻子的生活已达成了默契。每天晚上，和父母一起吃过晚饭、看完新闻联播后，夫妻俩便回到书房，一人一张书桌开始了一个晚上的学习和写作。有时实在太累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便说：“嗨，不行了，我们歇会儿吧！”于是，王佐良就推着海迪在房间里走一走。这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快乐─—走一会儿，海迪便说，现在就当我们是去公园，你说现在走到哪儿了？王佐良便说，走了还不到一半呢。于是，他们又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可想而知，那个公园是永远也到不了的。
1998年上半年，张海迪和丈夫合作，共同翻译了一本二十万字的美国长篇小说《莫多克─—一头大象的故事》。翻译这部小说期间，有时为了一两个单词的说法，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后来，张海迪在此书的《译序》中说：“尽管我们曾为这本书争论不休，但那都是为了我们的读者朋友。在此，我想对我的合作者─—我的先生王佐良说，我爱《莫多克》，也爱你！”
先生既是我的健康顾问，又是形象顾问
“一个人病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进取的信心和力量。”当年张海迪在报告中说的这句话曾激励了许许多多残疾青年，也同样激励着她自己。这么多年来，作为丈夫，王佐良目睹了太多妻子痛苦时的情形，因此，他照顾起妻子来也格外尽心。
1985年，由于昼夜伏案创作《轮椅上的梦》，张海迪的鼻梁被眼镜压破一块，从此不断溃烂出血。可为了写作，她一边用手绢捂着，一边仍不停地写，一直拖到了1990年。经检查，她被确诊为鼻梁基底细胞癌。
为防癌变组织扩散，医院决定对她实施手术。在手术台上，因为高位截瘫不能麻醉，她就凭自己的意志去抵御疼痛。几个小时后，当张海迪面色苍白、浑身无力地从手术台上下来时，王佐良疾步走上前握住妻子的手，心疼得泪湿了眼眶。
近年来，张海迪不能较长时间地坐在电脑前写作了，王佐良便为妻子添置了笔记本电脑。后来，张海迪甚至不能倚着床或平躺着写作了，她必须将电脑放在身体的一侧，扭着身子敲击键盘。因为第二天要上课，王佐良晚上睡得早些，张海迪常常过来叫醒他：“快去看看，电脑可能出了故障”“打印机出问题了。”每到这时，王佐良总是一骨碌爬起来调试电脑和打印机，然后再重新躺下睡觉。
张海迪喜爱画油画，写作之余还创作了多幅画作。
2005年6月，张海迪读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读着读着，小说里描绘出的意境让她有种想用画笔表达出来的冲动。可是，她转着轮椅来到画架前时，却发现颜料大部分用光了。张海迪很着急，她怕那稍纵即逝的灵感会离她远去，王佐良二话没说就出了门。一个多小时后，他汗涔涔地回来了，给她买回了一大堆油画颜料。
像所有女性一样，张海迪很爱美，也喜欢打扮自己，有时一条纱巾、一件毛衣的颜色，她都会精心挑选。王佐良出差时，总不忘给妻子捎件纱巾、毛衣之类的礼物，而且买回来的衣服常常让张海迪眼前一亮。在多种场合，很多人都对张海迪的着装大方、新潮赞不绝口，海迪总会笑着说：“这要感谢我的先生，他可是我的‘健康顾问’兼‘形象顾问’啊！”
你当老板娘，我做侍应生
张海迪虽然只能靠轮椅移动，但这并不妨碍她对生活的热爱。平时在家里，她尽可能地做些家务，譬如扫地、擦桌子等。张海迪还很喜欢做饭，但家里厨房太小，她的轮椅进不去，她就让不善烹饪的丈夫代她“操作”，做她发明的菜品，比如“丰收在望”─—辣椒酱拌胡萝卜、“金谷满仓”
─—番茄沙司炒鸡蛋等。做菜时，张海迪在厨房门口说步骤：放油、放葱花、用急火炒……菜做好后，张海迪总会吃得津津有味。用她的话说，虽然菜是丈夫炒的，但每一道工序里都倾注了自己的智慧与思想。
张海迪和王佐良都是喜欢孩子的人，他们当然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张海迪非常喜欢女孩，她曾对丈夫说，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现在也该上大学了。说这话时，张海迪的语气里透出掩饰不住的伤感。
虽然不能像常人那样做一个幸福的母亲，但张海迪却把爱给了更多的孩子。在丈夫的支持和鼓励下，她为孩子们写书、译书，还在几年前捐出巨额稿酬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对于残疾儿童，张海迪更像母亲一样处处关怀，在每年的“两会”上，海迪为全国的残疾人朋友提了很多切实的议案。
张海迪和她的“板凳”
张海迪和先生不仅爱孩子，对小动物也有一种悲悯情怀。他们曾养了一条白底黑花的“西施犬”，张海迪给它取名“板凳”，这条狗整整陪伴了张海迪夫妇十四年。可有一天，张海迪、王佐良发现“板凳”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有它的影子。张海迪满眼泪水，担忧地问丈夫：“‘板凳’还能回来吗？”王佐良安慰妻子：“能，肯定能，别担心。”
可一连三天都不见“板凳”的身影，王佐良夫妇竟难过得吃不下饭。王佐良跑遍了宠物市场，到处张贴寻狗启事，并印上了“板凳”的相片。经过10天的苦苦等待，终于有人打来电话，说“板凳”找到了，第二天早上就会送过来。
第二天天刚亮，张海迪就把先生叫起来了，夫妻俩早早下了楼，在小区门口等待“板凳”的到来。不大一会儿，随着几声喇叭响，一辆面包车停在了楼前。隔着车窗，张海迪一眼看见了日思夜想的“板凳”，泪水不由得流了出来。当“板凳”呜咽着扑到她怀里时，张海迪顾不得感谢那位送“板凳”来的好心人，一把将它抱得紧紧的，再也不肯松开。然而，半年后，陪伴了王佐良夫妇十四年的“板凳”寿终正寝，两人噙着泪把小狗和它日常使用的所有东西埋在了一块芳草萋萋的草地上。
时光荏苒，张海迪夫妇如今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一天晚上，两人工作累了，王佐良推着妻子出门散步时，张海迪感慨地说：“岁月不饶人啊！转眼咱们都成了快退休的人了，退休后，我想开个咖啡馆，过过当老板娘的瘾！”王佐良憨憨地笑着说：“那我做个‘老侍应生’吧！”一句话说得张海迪朗声大笑。
不久前，张海迪当选为中国第五届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作为另一半，王佐良清楚，妻子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最希望的是自己退休后，边做学问边照顾劳碌的妻子，然后两人一起颐养天年。
她享受了爱情的美好，自1982年和王佐良结婚后，一个优秀丈夫来到她的身边。如今，王佐良在山东师范大学工作，他们已美满地生活了二十多年。在张海迪眼中，王佐良是一个沉静的人，除了帮她做一切事物，就是读书，翻译。二十多年的光阴，夫妻俩相濡以沫。有一次海迪问王佐良：“你对我厌倦过吗？”王佐良俯下身子，在海迪的额头上轻吻了一下，握着她的手说：“我永远都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每天都给我新的热情和活力。”1998年上半年，张海迪和王佐良合作，共同翻译了美国当代作品《莫多克》，并获了奖。海迪要把这种美好的爱情在《绝顶》中表达出来。
小说另一个主题是死亡。在张海迪眼里，死亡是美丽的。每次病重时，她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肖顿河和安娜的死也是美丽的。安娜从雪山滑下，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使人感到一种温暖而冰冷的美：肖顿河死后，同行人用雪把他埋藏在雪山上，似乎让他与雪融为一体，与雪一样永远美丽着。
张海迪的写作状态可以用痴迷来形容。有一次，她体温达到38℃，医生说这对于截瘫病人来说很危险，容易得上呼吸道感染，那就危险了！海迪连医院也不去，吃下几片退烧药继续伏案工作。她感觉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头脑好像被什么燃烧着，主人公在远处等待着她。她要写下去，写下去……她始终让电脑保持休眠状态，这样开机后立刻就能工作了。每当极度困乏，想睡觉时，往往太阳已经出来，父亲悄悄地打开门，出去晨练了。
在《绝顶》的前言中，张海迪如此表述：“我写这部长篇也是一种攀登。这种攀登让我的体力和精力消耗很大，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病痛之后，身体瘫痪部位的肌肉萎缩了，我越来越难以支撑自己，总有一种明天就会因疲惫而死去的感觉……我想这将是我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了。”
然而，就在《绝顶》出版后不久，张海迪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理想的顶峰，她要继续写下去。但是写了站在“绝顶”的人，还能向哪里展开自己的想象呢？她抬起头，看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那是无边的宇宙和星空。
于是，她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天长地久》。
《绝顶》前言里的几句话，像是给《天长地久》写的注解：“物质是坚实的，如同大地，而精神则如同天空或宇宙，是柔软的，无尽头的空漠。人的脑实质就是这种天空或宇宙，有限与无限都在其中，人的脑实质是比自然界的宇宙还要广阔的。无穷尽地开拓成为人类永生永世的寄托……”
《天长地久》描绘了几位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在爱情生活、科学艺术探索等方面的现实困境，涉及天文学、动物学、航天科技、雕塑艺术等诸多领域。在这部小说中，海迪立足于两个家庭中的两代人，借助一种隐密的情感勾连，在饱含激情的内心化叙事中，不断逼近人物的心灵深处，凸现了他们对事业的专注，对创造和发现的热忱。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杜克成是天文学家，余锦菲是雕塑家，曾在平是河流学家，朱丽宁是动物学家。这种构想含有一些哲学意味。宇宙、大地、生命、艺术象征着不朽，这就是天长地久。
在动笔写《天长地久》之前，张海迪读了《天文学简史》、《宇宙的最后三分钟》、《数学史》、《黄河水文》、《动物学》、《雕塑史》等等书籍，特别读了很多关于黄河的书。又是五年的时间，到2007年，张海迪几易其稿，完成了《天长地久》一书的写作，全书长达三十多万字。
这期间，张海迪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左腿严重骨折。那天，她去山东省作协开会，股骨摔断了，因为没有知觉，她还坐着开了半天会。直到中午，妹妹才发现，她的左膝肿得像一个篮球。在医院，她的髋关节和脚踝都包上了支架，一动也不能动。腿被牵引固定着，不能翻身，身上还在发着高烧，医生让她躺3个月。她感到绝望─—完了，一切都完了，已经开始写的新长篇的思绪早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的除了痛苦，还是痛苦……
写作中断了八个月，海迪还是再次战胜了自己。《地久天长》出版后，获得如潮好评。一位评论家说：这是一部洋溢着浓厚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品，也是一部彰显了人类殉道者高贵品质和非凡韧性的长篇。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几乎融铸了作者生命里的全部理想、激情、想象和经验。此时，张海迪作品的风格更加成熟，呈现出大气、厚重、优雅、美丽、流畅诸多特点。
张海迪写道：“我希望躯体倒下时，思想的灵魂还在风中伫立。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一丝快慰，在无边的宇宙间我留下了这部书，这些文字会让我永远与太阳相伴，天长地久……”
在张海迪走过的六十三年时间里，她一直与文字相依为命。以1983年为界，之前她拼命从文字里吸吮生命的营养，使自己的人生完整、丰富起来；之后那些文字从她的心灵出发，变成一个个带有张海迪印记的新生命，去攀登高峰，翱翔宇宙，然后飘飞进人们的灵魂深处，使人变得崇高起来。终于有一天，她从自己热爱的文字里走出来，要为残疾人朋友支撑起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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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张海迪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2008年11月12日，在中国残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海迪被选举为中国残联的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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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3日张海迪当选为第五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当选中国残联名誉主席
此刻，她正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与痛苦之中。2007年，张海迪和山东5名艺术家一起，来到位于德国巴州班贝格市的国际艺术家之家，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交流访问。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写作，参加各种艺术活动，举办文学讲座。王佐良恰好也在这里交流访问，顺便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中世纪的建筑，老教堂的钟声，摆满鲜花的窗台，都让张海迪着迷。她积极学习德语，并对德国的文学、音乐、雕塑、哲学、宗教有了新认识。回国后，她要把这些沉淀下来的记忆变成文字，于是撰写了《我的德国笔记》一书。
在残联主席和作家之间，张海迪必须做出抉择。
残联主席，这是张海迪曾经拒绝过的职务。“我已经习惯了写作，无论多么艰苦，从未放弃。出版了二百万字的作品之后，我才好像看到文学隧道远处的一点微光……”张海迪在博文中这样说。但是最终她战胜了自己，出任中国残联主席。
作家刘玉堂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劳动模范张海迪》。文章说，张海迪的劳动分两个内容，一是在辛勤地搞文学创作和翻译，二是参与社会工作，为残疾人服务。这也是张海迪生命里的两条主线。在英模和作家的形象背后，张海迪还是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她担任中国残联的一些社会职务已经有二十年时间，任全国政协委员已经十二年。多年来，她以自己的演讲和歌声鼓舞着无数青少年，也经常去福利院、特教学校、残疾人家庭，看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给他们送去礼物和温暖。二十多年时间里，她和大家一起为改善残疾人生存状况努力着。
刘玉堂说：“海迪在国家及省残联里面兼着一些部门的职务，那完全是社会兼职，义务服务，非但没有半点的报酬，还要作出巨大的付出。那时，她住在没有暖气的楼房，自己生活不富裕，可救助了多少破裂的家庭及失学儿童啊。山东残联的同志告诉我，那几年，她单是资助灾区及希望小学，就捐了七万多元。我曾见过海迪救助的一位残疾妇女，说起海迪来，她满含热泪称海迪为恩人，说要不是海迪自己早已离开人世了，是海迪在她被丈夫抛弃、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给她以活下去的信心，帮她安家立业，而为了让她的孩子上学，海迪每月资助她二百元，直到孩子参军入伍……”
山东省残联的王建忠和张海迪一家很熟悉，他说：“海迪对残疾人的生活和婚姻非常关注，为马永、何乐琴、张浩等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几年前，残疾人马永一直为成家犯愁，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海迪。海迪深知，对于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来说，双方的性格取向格外重要。在她的努力下，马永和一位女残疾人组成了幸福的家庭。残疾人王路（化名）一直没有工作，绝望的她给张海迪写了一封信，在海迪的帮助下，王路创办了自己的打字复印店，还成了济南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
除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具体事，作为政协委员，张海迪还积极写提案，做大会发言，为残疾人的利益奔走呼喊。当政协委员的第一年，张海迪写的提案是关于建设无障碍设施、加强福利彩票监督管理、为孤残儿童设立特别保险。
多年的政协工作，使张海迪参政议政能力和宏观思考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2000年“两会”，她递交的《对民航机场、地铁站、车站、码头实施无障碍设施建设》提案得到有关部门回应。
在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张海迪提交了关于残疾人驾驶汽车的提案。她曾经去过日本和韩国，有时候是残疾人为她开车。她说，科技新成果和人性化的设计不断应用于汽车工业，为残疾人驾驶汽车提供了条件。“我国港澳台地区和一些发达国家，残疾人驾驶汽车十分普遍，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允许残疾人从事出租车行业。根据国际惯例以及人们不同残疾的程度，通过安装辅助装置，很多残疾人都具备了驾驶汽车的能力。我个人也学会了驾驶手动汽车，2005年还曾参加残疾人驾驶汽车神州行的活动。”
她多次呼吁：建设残疾人无障碍设施，解决残疾人专用机动车营运问题。近些年盲人、肢残者的无障碍设施，都是通过她联合其他委员呼吁，得以建立并进入相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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