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卖淫作为职业的正当性

有的职业充满荣光，有的职业令人羞耻。卖淫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卑贱的营生，尽管它是“世界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并且也一向是最繁荣的职业之一。

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所以历久而弥新的娼妓业才会遭致各种非议贬损；但卑贱者也有自己的尊严，所以才会出现对卖淫行为的各种辩护理由。

在毕希纳的历史剧《丹东之死》中，对卖淫的正当性有精彩的表述。妓女玛丽昂的父亲，又懒又馋的醉汉西蒙殴打老婆，指责她引诱女儿堕落，玛丽昂的母亲为女儿大鸣不平，回骂道：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要是那些阔少爷不在她那儿脱下裤子来，你就捞得着裤子穿了，啊？要是她这个小泉源不流水，你这个酒囊还不早就干死了，啊？我们干活的时候身体四肢什么不得用，为什么就不许用那个；她老娘就是从那里把她生出来的，还很疼过一阵呢，难道她就不能用那个养活她老娘了，啊？再说，这又疼到她哪里去了，啊？你这个笨蛋！”

在另一幕场景中，妓女玛丽昂在丹东面前坦承为什么要从事这一行当：

“我的生活既无间歇，又无变化。我始终如一。我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渴念和攫取，是一团烈火，一股激流。我的母亲为我伤心而死人的出路只有一个，爱从哪儿寻找快乐就从哪儿寻找，肉体也好，圣像也好，鲜花也好，玩具也好，那就是所谓的感情，谁享受的快乐最多，谁祷告的也最多。”

母亲的理由是一种生存哲学：每个人都有自主谋生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身体的不同器官进行谋生的权利，无论是手、嘴、还是其它特殊部位，别人无权置喙或干涉。生存权本身就是最大的正当性，不同的谋生方式之间不应存在道德评判上的高低之别。

女儿的理由是一种生活哲学：快乐即道德之善。每个人都有权依据自己的感觉、偏好、兴趣去寻求自己喜好的生活。这是一种本能或自然主义意义上的生活，因而也是天经地义的生活。灵魂的幸福与肉体的幸福或许有形式的不同，但同样没有价值判断上的优劣之分。

母亲的生存理由进一步延伸，就会指向某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卖淫与道德好坏无关，而与财富分配的公正与否相关。剧中的市民说：“是饥饿逼她卖淫，逼她讨饭的。刀子是为那些出钱买咱们老婆和女儿肉体的人准备的。”尽管玛丽昂的母亲对这种大而化之的理由嗤之以鼻（她更关注个体性），但二者之间的确具有内在本质的关联。既然卖淫是为了生存，所以政府的责任，或者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制度的不公正，使每个人可以靠其他更体面的方式自食其力。

女儿的生活理由进一步发展，就会指向一种自由主义的诉求。自由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其要旨在于个性、品味的多样化，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开放性和可选择性，更在于社会能够提供某种行使自由的边界和平台：只要是个人自愿选择的自由，就要尊重，而不能压制；只要你的自由不对别人造成直接的实际的伤害，就可以自行其是，即便这种自由令人厌恶、或与别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冲突；此外，基于人的资源、条件、机遇、禀赋等的差别，应该让每个人拥有尽可能平等的空间来发展属于自己的自由。

然而，在中国，卖淫嫖娼的正当性问题，则比上面两人的直率论说更为尖锐、复杂和惨痛。在凤凰卫视曾子墨主持的一期“全民相对论”节目中，电话连线了一个妓女，她与一位代表主流价值观的律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她说，为了养活孩子家人，干这一行，有什么好挣扎的呢？她为此发表了一番控诉：

“这个职业不是现在才有，它存在肯定就有它的合理性，存在就是存在，不能说它不存在。不光是我一个人，千千万万的姐妹都存在，不能当我们是空气，我们就是存在的，是不是应该修改一下法律，难道我们跪在地上乞讨就应该吗？你们就觉得那是应该的，是吗？我们这么做就不光荣、不道德了吗？我们这么做没偷没抢，没抢你们家的，没偷任何人的。”

“那些民工，老婆不在身边，他们的性怎么解决？那些老年人，他的老婆已经死去了，他的性怎么解决？那么多未婚者的性怎么解决？找不到老婆的人，性怎么解决？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性需求，就这么简单。法律规定的它保证就是正确的吗？那我问你让这些人去做强奸犯，那些法律就对了吗？要我们去偷，要我们去抢，要我们去大街上乞讨就对了吗？法律就对了吗？法律是从人性出发的吧？”

无论占据怎样的道德制高点，面对这位妓女的质问，我们都只有无言以对。我们之所以没有资格拿起任何道德或法律的大棒来审判卖淫者，是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当中，有谁，能真正解决她们遇到的问题——生存的问题和生活的问题？

然而，如果说我们没有资格审判卖淫者，我们也同样没有资格为卖淫者辩护。这是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度，但同时又是政治文明极为匮乏的国度；这是一个泛道德化的国度，但同时又是随意践踏道德底线的国度。这位妓女能够站出来，体现了某种道德的勇气，也表达了某种对道德的蔑视，但其中真正指向的，却是这位妓女，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道德的困境。

是的，为了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辩护，人们除了找到生存和生活的理由，还找了很多社会和人性的理由。比如：她们的悲伤处境，她们的坚强忍耐，她们的善心善行（如为残疾人农民工提供性关爱）。然而，这些包含各种特例的描述，并不能使从业者变得扬眉吐气。毕竟，大多数的卖淫者丝毫不愿意站出来为这一职业据理力争。毕竟，职业的性质决定了，除了经常性地被打压、被敲诈、被侮辱、被损害之外，从业者必须在无节制的、无规律的、空虚的、放纵的、冷漠的生活中寻找某种平衡。也因如此，玛丽昂的母亲尽管尽力为女儿的卖淫辩护，但她曾经也这样教导女儿：“贞洁是一种美德。”

这就是矛盾。当一个人为某种观念和行为辩护得越厉害，其内心往往对此就越不自信、越自我怀疑。事实上，每个卖淫女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每个卖淫女都知道这是在透支青春，都想挣够了赶紧离开这一行当。尽管很多卖淫女似乎已经变得很坦然，但这毕竟只是从业以后的事后正当化论证。无论“性工作”被认为多么正常，一个人要走出这一步，一定是万不得已的。

这里不需要辩护，但却需要眼泪和忏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一个杀人犯，一个妓女，在昏黄的灯光下，痛苦认罪，却幸福地从《圣经》里寻求真理的亮光，来映照自己的残破。妓女对杀人犯说：“我们将一同去受难，一同背十字架。”因为没有什么比不敢认罪的罪人更无助可怜的了；因为人什么都不能做，而上帝做了一切。如果是我们，面对这样的场景，会怎么说呢？很多人一定会轻蔑地说，活该，他们有什么资格。但在那一夜，那一刻，这两个罪人，比一切道德高尚的人们更有资格讨论正当与善的问题。

真正荒唐吊诡的，是肆意的审判和辩护；真正可悲可怜的，是抓获罪人之后的道德狂欢；真正可恶可耻的，则是以道德名义实施的的强权的迫害、选择性的执法。性是最好的诱饵，也是最佳的猎物。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妓女数量在全世界最多的事实，必须承认性的背后掩盖不了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相互伤害、纵容敲诈、政治恐惧的现实。我们也必须承认长期以来“无性无智无趣”的生活对民族精神造成的扭曲，承认我们无处不在的偏见狭隘和灵魂苍白。

政治的冲突从来不是在政治领域得以解决的，它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展开斗争，要么在充满肉欲搏杀的领域，要么在属灵善恶抉择的领域。前一个领域，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和经历，而后一个领域，我们则常常置若罔闻，因为我们害怕面对其中的恐惧与战栗，害怕面对一个个内心的拷问。没有这个维度，卖淫和嫖娼，就永远是一个随时可以加以利用，又随时将被弃之若履的无解难题。

是的，为了更有尊严、更有道德和更自由的生活，让我们继续呼唤“认真对待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