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暴行”八月祭

一、关于标题

此文献给四十多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打杀和被打后自杀的老师们。大规模的打老师的暴行，发生于年八月。故题为“八月祭”。

二、历史的缺失之页

那是远在四十多年前的死亡，然而这却不是年复一年重复了四十多次的祭奠。

现在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1966年夏天的中国报纸。报纸那时天天为红卫兵的行动欢呼叫好，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老师们的死亡；在当时制作的画报和纪录影片上，可以看到千千万万年轻学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含着热泪，高呼口号，兴高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场纪录。在这类文字和图像的资料中，红卫兵最激烈的行为似乎只是改换商店和街道的名称牌子，却没有被打死的老师们的死亡记录。

那些对人的殴打、残害及虐杀，真的发生过吗？就在我们校园里吗？今天的人们会觉得难以相信。在历史上，有些古代的故事在时间的冲刷下渐渐模糊以致消失。但是，1966年八月的教师之死，从一开始就未被记录。于是，后人也就无从知晓。

这种事实记录的缺失，使得仅仅依赖已有的文字或图片记录所作的“文革”研究，可能凭空而来，意义不明。

这一记录的缺失，在“文革”时代，是由于无情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隐瞒，或者，根本就是对大规模暴力迫害的一种非直接的指导提倡？在“文革”后，又是为什么呢？多年来，当我向数百位在学校中经历了“文革”的人了解和记录他们的故事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脑际。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至少应该是寻回这一段缺失的历史的时候了。八月又已经来临。年复一年，你们的亲人会一一哀悼你们的死亡。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可以一起哀悼你们中的每一位。不但哀悼你们之中我已经了解到的名字，也哀悼我还不能知道名字和人数的全体受难的老师们。

你们是怎么死的？你们因何而死？

我们无法询问死者。你们已永远沉默。

但是活着的人应该说出事实。

三、第一位受难者

八月五日，196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发起“斗争黑帮”。学校的三位校长、两位教导主任，被揪到操场上，跪住地上被“斗争”。学生绐他们戴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接着，又要他们敲着畚箕自报“罪行”游街。又逼他们“劳改”，在小操场上挑重担、打扫厕所。有学生用带钉子的棍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在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校长卞仲耘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这时打人者们才歇手。两个校工把她放在一辆垃圾车上，推到校门旁边。医院就在学校对门。这辆手推车在校门边停放了两个小时。等送到医院，人已经死去多时。

卞仲耘校长那年五十岁，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

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师，都受重伤。教导主任梅树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衬杉上布满钉子钻出的洞。胡志涛老师身上被打出十四处骨折。

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７月31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８月５日。８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这所学校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报纸头版，还被印成彩色宣传画到处张贴。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这段对话发表在报纸上。以后，连人带学校，都一度改名为“要武”。

死者已经化为灰烬。将来的历史学家，很难发现卞仲耘校长的死亡记录，更不要说她的死亡经过及原因。她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文革”被“否定”后，曾努力想在学校里为她刻一块石碑或种一排树，以作纪念，未果。

1993年夏天，我去这所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看到1966年校长被打死的地方——一座五层的学生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楼房依旧。住在楼里的三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问我：“真的吗？以前的校长被打死在学校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四、公然的普遍的暴行

你们的死未被记载，并不是因为无人知晓。这些暴行都是在人们面前公然施行的。

暴行也不是只在一、二所学校发生。在我所作的一项涉及八十五所分布于各地的学校的调查中，未发现有一所学校未发生打老师的暴力行为。打的方法，有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行；在胸前挂大牌子，牌上写有“黑帮”“反革命”等罪名及人名，人名上都打着红叉子，有如法院布告上的死刑犯；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在“斗争会”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被称作“坐飞机”或“喷气式”；剃去女老师的半边头发，专门的名称叫做“阴阳头”。

在每个学校都有“牛鬼蛇神队”，又叫“专政队”或“劳改队”。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老师被打入其中，每日被罚做重活或脏活，并且被打被侮辱。侮辱之一是唱“牛鬼蛇神歌”。歌词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

这个歌又叫“嚎歌”，因为被逼唱者不被当作人，故只能“嚎”而不是“唱”。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所作，迅速传开，全国都有。

1966年８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音乐堂”开“斗争会”。在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高呼口号，拳打脚踢，挥舞铜头皮带。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粱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在台上，血流了一地。据目击者说，被打的数十人，面部肿胀，五官不清，头大如斗，“都不像人样了”。

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建成一座监狱。房顶上建有岗楼，有一大功率电灯泡彻夜长明。监狱墙上写有“红色恐怖万岁”。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多月，长长短短的关进校里校外的不少人，在其中打死过三个人。有九名这个中学的老师从头至尾被关在那里。其中一人被放后一个月便死去。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不但被毒打，被剃头，有一天还被命令跪在一张桌子上，一个学生站在她的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出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姿势，由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专程前来拍了照片。拍完照片，这个学生把她一脚踢下桌子。刘美德当时怀孕。后来，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因先天受伤而死去。

打老师的暴力虐待从北京传往各地。在上海，在天津，在江苏，在四川，在广东，在福建，在浙江，在陕西，在山西，类似的事情都发生了。上述故事不是零散的偶然的意外事故，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迫害的一部份。

实际上，这些暴行因其能公然施行而更显威摄力。这些暴行都曾在“革命”的名义下大张旗鼓地进行。无人抗议。无人记录。

五、死者的名字

1966年８月17日，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８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萍被打死。８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内，一天内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正宇，共产党支部书记江培良，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８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打死。10月１日，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被打死。北京第六中学的一个孤身老校工徐霈田也在那个夏天被打死，他的死日还没了解到。

根据政府的统计，1966年８月、９月两个月中，北京市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他们未提其中有多少是教师。

还有的老师在受到侮辱或毒打后自杀了。这里能举出的名字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钱，服杀虫剂“敌敌畏”，死于1966年６月11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共产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服“敌敌畏”，死于1966年９月２日；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光谦，跳楼；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蘅，跳楼；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化学教师刘树华，跳楼，死时二十六岁。

有的老师在受折磨后死去。1966年８月４日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里被“劳改”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一条穿过校园的水沟里的脏水，以作惩罚。北京大学附近有一个化工厂，厂里的污水排在这条沟里。他被迫喝了污水以后就病倒，送到医院未能救活，当天晚上就死了。时年44岁。

以上不是1966年夏天校园全部的受难者，只是我现在能列举出来的死者名字。你们已经离开人世四十多年了。虽然人死而不能复生，我希望将来能列出每一位受害者的名字。即使我们还不能把牺牲者的名字一一刻在大理石碑上，至少应该白纸黑字地印在书上。这是为了每一个受难者的生命都应该得到深切的尊重，也为了将来的每一个生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六、生命的尊严

你们死于非命。所以，这不仅是为了追怀死者，如同通常祭文所为，也是为了谴责不义。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砍头或者用子弹射杀的，却是被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的。杀人是残忍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残忍。事实是，残暴和虐杀并不一定总会被指为不义，甚至还可能被美化成“革命”名义下的德行。你们的死亡被忽略与忘却就表明从道德方面来为你们伸张正义还远远不够。

你们的死，从未被公开记述报导，像一些大人物的故事那样。这是因为你们太普通太平常吗？可是，正因为你们是普通人，一方面，你们并无任何特别的权势或武力可保护你们自己；另一方面，你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起，用你们的劳动，供养了政府和警察。你们的生命和安全是应该得到保障的。可是，你们成了“文革”中的大规模暴力迫害的最早的受难者。

你们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被毁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的结果，而且也是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随着你们的死，随着无人敢为你们表示抗议或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迫害，受到非人道的对待。甚至连那些迫害了你们的人，也会遭飞来横祸，遇灭顶之灾。你们的死是一个开始，其后就是一场长达十多年的一浪又一浪的迫害。

如果在四十多年后，这种虐杀还被视为小的事情甚至对的事情，它就会再次发生。我们已经在现实中目睹并经历了这种过程：两千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在学校读历史，在语文课本上读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对秦始皇多多少少有个“暴君”的反面印象，虽然我们没有学习系统的理论来批判、也不知道什么法律制度可能控制秦始皇式的暴行。1958年，毛泽东说秦始皇“只坑了四百五十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文革”，毛泽东又说“焚坑之事待商量”。当秦始皇在理论上成了英雄，“焚书坑儒”被说成了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应该做的事情，对你们的虐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现在的有些学者大惑不解，要我解释出中学生怎么就能变成打死老师的凶手。其间当然并不是一步之隔。除去心理、环境、社会压力等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在那些打人者的明确意识里，就认为这些老师是该打的，打他们是革命行动，这些老师宛如该坑之儒。

七、文明的价值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互不相识、言语不通的异国异族人杀死的，而是被你们教过的学生打死的。

杀人是野蛮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野蛮。

你们是教师，从事的是一项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年历史的职业。我们古代的圣人孔子不是宗教领袖，却是一位教师。在传说中，他有过三千学生。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到他们师生之间的谈话，常常理智而风趣。学生群起攻打老师，不是中国的习惯或传统。文明通过教师而一代一代传承，则是常识。可是，在1966年的八月，你们被用野蛮残忍的手段杀死，更多的老师被侮辱折磨，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施行。

回顾历史，我们看得见文明可能如此脆弱。在“文革”的铁蹄下，你们死去了，而且，大学中学停止上课三年到六年，考试制度废止了十一年。年轻人不必追求知识和专业训练，但是也失去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甚至连学校的玻璃窗也和你们一起受难——１９７５年，在陌生的城市，人们告诉我：要发现城里的中小学相当容易，那些窗户尚没有玻璃的建筑物就是，因为所有的玻璃都被学生打碎了。

你们的死标志着文化价值的毁弃。

你们死在1966年夏天。那个八月曾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至今为止，有些人还把它当作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加以缅怀。但是，现在当八月又将来临的时候，虽然已经太迟，我还是认为应该说出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悲剧，以及一个道义判断：这一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错事，是坏事，是可耻的事。

这样的论断可能是无力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一次又一次有人批评“焚书坑儒”，实际上却难以阻止暴力虐待的再次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明显的事实：如果相反的论断可以流行，它将大大鼓励暴虐的重新发生。让我们通过祭奠你们，强调这一道义判断。

八、个人和历史

卞仲耘，一个剪着整齐的短发的，稍稍发胖的，总是和气微笑的五十岁的中学校长，四个孩子的母亲，几小时内死在女学生的乱棒之下，尸体上布满伤痕。

在保存下来的一分油印的“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的抄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罪行”的一系列小标题：“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这些罪名不是捏造，就是根本不能成立，或者与“罪”毫不相干。但是，这样的罪名也可以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什么或怎么可以致人死命。

她死了。这样的“革命”非但未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励。于是，更多的与她相似的老师也死了。她的死，在当时似乎不值一提，未被报导，未被记载，对死亡的反应只是寂静，甚至是对更多的受难者的威胁之声。

她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和文明的价值被摧残。在这标记之前，人们已经亦步亦趋地走向黑暗，但是在八月五日，当一个中学女教师被活活打死时，当“文革”用暴力杀死了它的第一个牺牲者时，一道深渊裂现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道深渊，埋葬的也不是一个人。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磨难，人们才得以走出这道深渊。

她的死是一个历史的黑色的标记，尽管是用一个女教师的红色的血造成。

七百年以前，在关汉卿的剧本里，当一个无罪的女子窦娥孤立无援，诉冤无门，被处死之后，六月暑日，上天突然降雪，雪片掩埋了窦娥的尸体。晶莹纯洁而奇异的“六月雪”，寄托着剧作者的同情，也共鸣着观众的悲悯。

1966年八月五日当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之时，当另一些老师在她之后也被折磨死之时，也正值阴历六月。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同于文学的想像。在那个被称为“红八月”的夏天，到处可见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到处可见红卫兵的红色袖章。大雪未曾降临，奇迹也没发生。一件又一件大冤大屈发生了，不能感天动地，甚至不能得到些微的同情。四十多年后，又值炎夏，让我们为死者祈祷一场理念的、道德的、精神的“六月雪”。

九、旁观者的耻辱

杀死你们的手段的残忍和野蛮，自然是发动者和施行者的残忍和野蛮，但是，也加重了旁观者的耻辱。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殴打和折磨进行之时，没有人站出来制止，当死亡发生之后，没有人伸手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在当时，人们因为害怕，因为胆小，因为对暴力的恐惧而充当暴行的无言的旁观者，袖手旁观，听任如此残忍野蛮的的事情发生并且持续。这不能不是耻辱，无论我们承认与否。

四十多年来，多多少少，“文革”的故事被印在纸上。这是难以抹去的历史，人们想要写出来，甚至加以结论。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关于“文革”的记忆正在模糊、消退，以及被简化、扭曲及变形。

“文革”中的害人者以及通过害人获利者不愿意事实被写出，假设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回避历史事实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因而也就相当合理。可是，这样的人并不是大多数。受害者加上旁观者，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多。那么，四十多年后，为什么你们的死还是不被提起？为什么不向你们表示道歉和悔意？除了各种复杂的原因，是不是纵容罪恶带给旁观者的耻辱也在暗中阻止他们面对历史呢？

你们已经去世四十多年，永远沉默，未有一言责备我们。为我们在那个夏天缺乏勇气、良心和正义感，我们已经遭受了事实的惩罚——在你们以后发生了对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的迫害。但是，这种受苦不能抵消旁观者的耻辱，却只能是对旁观态度的反讽，即旁观者很可能变成受害者。

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死亡提醒着我们的耻辱。可是，如果旁观者不能说出事实或者不能表示歉意，这种耻辱也永远不能解脱。

十、问题和答案

面对你们的死亡的事实，这是不能不问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你们打死？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四十多年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和暴力的恐怖之中，除了成为受害者、帮凶或沉默的旁观者外，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再后来的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一场接着一场，“文革”似乎成了一架庞大的独轮车，一旦停住，就会翻倒，于是就只有不断进行，直到发动者死去。在那时，这样的问题不准提出，更不准回答。

四十多年后，这样的问题还会被问起，因为还未被回答。

事实似乎太有讽刺性：从1966年６月学校停课闹革命到８月你们被打死，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写出事实和作出分析，却需要四十多年都不止。

为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作出见证和解释，这不是你们留下的课后作业，可是现在还交不上一份很好完成的答卷却使我深深自责。

请提醒我们吧，在每一个八月。你们的故事不应被欺瞒、忽略或遗忘。你们中每一位的名字，都意味着永远的教训：抵制所有在“革命”名义下出现的暴行。

呜呼哀哉！

不敢公开的真实故事

祸乱中华民族的妖魔确实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但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没有来。翌年，这些人该杀的杀了，该判的判了，专案工作实际上即将结束。

有一个年青的女子，身体异常壮硕，大家说她是花柳疯。第一天，小韩就被她一把搂住，满脸地亲吻，口里还不住地说“我要和你悃觉！我要和你悃觉！”小韩身体弱，挣不脱，急忙对我大喊“快点救我！”因为听说了有精神病患者杀死亲人的事，老胡很害怕，要求我们不要马上回单位，一定等到章家云办成正式住院手续再说。正式住院是封闭的，不要家属陪护，里面的护士大多五大三粗，身体健壮，且配有橡皮棍，可以制住精神病患者。但是，正式住院的事必须要等上20多天到一个月。

除了正式住院的之外，所有的精神病人都算是“临时就诊”，医生的治疗手段不外乎给药、打针、电冲。据护士说，药和注射液都是有毒的，精神正常的人受不了。有一些病人，服药、打针以后就像木头人，站不直，坐不下，没有触觉反应，听不见别人说话，五六个小时以后才能渐渐苏醒。电冲更可怕：医生在病人人中、太阳穴上扎入银针，在针柄上连上仪器的电线，然后送电。这时，病人立即缩成一团，嘴里、鼻孔里喷出许多肮脏的东西。对于发病现象严重的病人，一般都是接连三次电冲。电冲以后，这个病人至少两、三天是非常老实的。

我每天早晨乘公交车到精神病院，在那里监视章家云一天，晚上再回去。大约过了三、四天以后，我认识了一个名叫蓝蝶的姑娘。

精神病院里充满难闻的消毒药水的气味，令人难受。出门右拐有个藕塘，塘岸上种着一行垂柳。时至5月，每有风起，藕叶摇弋，柳丝依风，景致十分好看。我经常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很喜欢闻着藕叶的清香的味道，蓝蝶也经常过去。几次遇见以后，相互打个招呼，渐渐就熟了起来，还互相通了姓名、年龄，她比我大两岁。从交谈中得知，她也是全国范围第一批“上山下乡”的，但是她目前仍在农村。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病人，也在这里治疗。她很美丽，生得眉清目秀，面如傅粉，亭亭玉立，斯斯文文，看起来哪一点都不像精神病人。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她的母亲私下里找了我，问我成家了没有。知道了我的情况，老人家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蓝蝶爱上我了，在偷偷地给我写情书哩。老人家很是愁苦，央求我，如果蓝蝶向我示爱，一定不要说实话，不要一口拒绝，不然，蓝蝶又会犯病了。她说，现在医院要他们预交住院费，蓝蝶她爸爸掏尽了家底，好不容易凑够了钱，马上就要送钱来了。正在我感到为难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听到临时病房里传出蓝蝶凄厉的哭叫声和骂人的话语。我和小韩凑到那间病房的后窗看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挨着蓝蝶的母亲坐在蓝蝶床边，垂着头一声不吭。蓝蝶坐在床上，架起胳臂，全身剧烈地抽搐、颤抖着，非常憎恨地骂着他：“你这个没脸没皮的老右派！你为什么不死？为什么还要连累我……”

原来是蓝蝶犯病了。在精神病院，一个病人大发作，往往会刺激其他病人跟着发作。不大一会儿，几个护士循声跑来，蓝蝶一见他们，立即赤着脚跳下床，尖叫着往外逃。有人抓过蓝蝶，用橡皮棍在她头上砸了一下。蓝蝶当即昏了过去，护士们拖起她就走，这时她已经失禁，尿液顺着裤腿流下，撒了一地。

晚上回到长江饭店，小韩吃一碗面条先回房间了。我有饮酒的习惯，一个人在餐厅的一角坐下来自斟自饮。就在这时，却意外地遇上了那个被蓝蝶辱骂的中年男子。原来他是蓝蝶的父亲，也住在这里。老蓝也要了四两白酒，正在等菜。看到我，就主动地凑了过来。他说，当我站在窗外看蓝蝶犯病的时候，他已经从蓝蝶母亲那里知道了我。他说他知道蓝蝶看中了我，但是，别说我已经成家，就是没有成家，他家蓝蝶也不配。服务员送上菜来，我们二人并在一处，一边共同喝酒，一边由老蓝谈说他的家事和这个女儿。老蓝是个知识份子，曾是一位中学的教导主任。“反右”时被学校内的宗派势力给打成了“右派”。没过多久，这个宗派势力的代表人物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这个“小右派”因此而得以平反。老蓝有五个子女，蓝蝶是长女。蓝蝶于1968年11月份与恋人小李一起插队。小李于1971年招工回城，临走前几天，两个年青人曾在一起同居，约定等到蓝蝶也被招工回城的时候，他们就把婚事办了。

过了一年多，那里开始针对女知青招工。招工办的主任名叫周抗，三十多岁，造反派出身，是一个颇有能耐的人。周抗是个好色之徒，趁着招工的机会玩弄了好几个有姿色的女知青。他当然也看中了蓝蝶，但是他把自己的意图表露出来以后，却遭到蓝蝶的断然拒绝。于是，周抗故意把蓝蝶给刷掉了。蓝蝶去找，周抗说：“这次招工只招‘工农兵’子女，家庭出生没有问题的才行。你父亲是‘右派’，你属于‘黑五类’子女，不在招工范围。”

蓝蝶回家找父亲。老蓝找到校方，出具了一纸公文，证明老蓝是“错划右派”。周抗看到这个证明以后，依然说：“错划右派也是‘右派’，反正我说过了你不够条件，你就是不够条件！”这以后又是两年过去，由于蓝蝶没能返城，那个没有良心的小李悔掉了这门婚事，在城里另找一个姑娘结了婚。这个打击摧毁了蓝蝶，精神开始出现错乱现象。去年再次招工，蓝蝶去找周抗，周抗乘蓝蝶精神恍惚，以可以考虑额外照顾返城为诱饵玩弄了她。事后，无耻的周抗竟然当面指责蓝蝶原来不是处女，说他吃亏了，罢消了事先的承诺。蓝蝶被彻底逼疯了，却把一切罪过算到了自己父亲的头上，见到父亲就骂。愤怒的老蓝到县里告了周抗，蓝蝶被公安局带到县医院检查身体。周抗先一步到县医院找了专查妇科的医生，利用人际使了手脚。于是，专查妇科的医生只给蓝蝶做了一条诊断：处女膜陈旧破裂。公安局以此宣告蓝蝶一案为“右派份子诬告革命干部”。周抗没事，老蓝却被拘留了15天，还在学校遭到了行政记过的处分。

与我说着这些，文弱的老蓝早已泪流满面，几番气噎。我的拳头也早已攥出了两把汗，如果此时周抗就在旁边，我想我保不准会抽出驳壳枪，一枪敲掉这个畜生！老蓝说：“蓝蝶骂的对，是我对不起这个女儿，我也的确早该死掉！我不该被打成右派，连累了她，使她不能招工！我几次下定决心寻死，但是蓝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他四个孩子不是也在‘下放’就是尚未成人，我死了怎么办？我的妻子是小学教师，每个月只有30多块钱，他们怎么生活？我一个月50多块钱，好歹可以养活他们呀！”回到房间里，小韩还没有睡着，见我满脸煞气，便问我怎么了。我把蓝蝶的遭遇对他说了一遍。小韩也是知青出身，大家当然同病相怜。他激动地跳了起来，大叫道：“这狗娘养的，告他、告他！到省委书记那里告！”恰恰凑巧，我们单位还有一个人出差在合肥，就住在我们隔壁。他叫叶天盛，曾经是省委书记李任之的警卫员，在合肥认识很多高干，很有面子。他是一个极端老实的人，也是为人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和小韩跑去找他，三言两语一说，叶天盛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把我们准备帮蓝蝶告状的事告诉了老蓝夫妇。老蓝说，状纸是早就写好的，他因为过来省城看女儿，也做了顺便上访的准备，所以身边现成的就有一份诉状，只是有些害怕，还没有拿定主意。当天下午，小韩留在医院，老叶带着老蓝，我作陪同，我们一起去找门路。因为老叶的特殊作用，老蓝的诉状最终送到了李任之的手上。这位军人出身的省委书记素有办事雷厉风行的作风，当时看完诉状，当即签署了命令，责成老蓝所在的那个县的领导对这件事必须“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叫人做成公函发给了那个县。

老蓝欢天喜地，感谢万千。此后，就赶回他们那个县等待消息去了。

又一个多星期以后，章家云正式住院的手续终于办妥，我们可以返回单位了。蓝蝶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但是，我再也没有给她接触我的机会。因为我是已婚的男人，不能再让别的女性爱上我，这是不道德的，也是没法为对方负责的，尤其蓝蝶还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在蓝蝶母亲的一再乞求下，我最后还是和蓝蝶做了道别。蓝蝶送我到了那个藕塘边上，站到一株垂柳下，把一张折叠成小燕子的信纸塞到我的手里，凑空把我的一根手指头紧紧握了一下，然后就电光火石般地放开了。她侧对着我，脸迎着风，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刘海，忽然轻声地背诵起来：

总希望脚下的路越走越长,

总希望天气好风逐夕阳；

总希望天上的云紧随月亮，

总希望有一个没人的地方。

用不着相互说“心仪已久”，

用不着相互说“地久天长”；

真相爱哪来的山盟海誓？

相约的只是那僻静的池塘。

当月光映照在无波的水上，

当柳丝轻拂在发烫的脸上；

当心上人依偎在身上，

爱情的火焰就会燃烧在心上！

背诵完毕，她低下头，仍然还是那么轻声地说着话：“刚才给你的信就是这首诗，我自己写的，专门为你写的，你要好好保留住，保留在心里。”

我看到她在流着眼泪。她依然没有回头，用右手的食指弹了一下滑到腮下的泪珠，又平静地说了三个字：“你走吧。”

我不知怎么回覆她，只好说了一句“多多保重！”就像逃命似地快步走开了。当我快要走上马路的时候，听到了蓝蝶完全失控的号啕声，听到她的母亲在哄骗她：“淮南小伙子还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35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到合肥精神病院去，岁月早已抹淡了蓝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今年元月11号的晚上，我的博客里突然有了陌生人的纸条，打开一看，竟是蓝蝶的父亲老蓝！他说，他的二女儿看到了《我的知青岁月》一文，介绍让他看，他看着就想起了我，于是就找来了。

通过纸条，我了解了以后他们家以及蓝蝶的情况：

省委书记亲笔签署的公函送达他们那个县以后，周抗立遭逮捕。在公安局进行调查的时候，至少有二十几个女知青揭发了周抗。结果，周抗以“严重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被判了死刑。亲眼看到周抗被公审，被拉去枪毙，蓝蝶的病情好转了许多。县领导特殊照顾，让蓝蝶回了城，安排在县中学做收发员，负责递送报刊信件，她的病从此完全好了。

但是，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使她从此闭锁了爱情之门，她始终不肯再与男性接触，也坚决拒绝别人对她言及婚姻之事。退休以后，她被检查出了妇科癌症，于2008年春天去世。临终前，蓝蝶对父亲、母亲说：“你们要好好保重身体，替我多活几年。”

老蓝说，他们老夫妇依然健在，工资待遇很高，生活没有问题，只是都快到九十岁了，已显得严重衰老。对于我，蓝蝶从来没有提起过，倒是她的妈妈常常念叨“那个淮南的小伙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