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参加了一次知青聚会。因为我也是知青，所以很想借此忆忆旧，听听同龄人的感慨，还想讨论一下知青运动的是非曲直，再欢欢喜喜地吃一吃，玩一玩。
然而，在一天时间内，我内心却很为不爽。
我不爽，不是因为没有吃好玩好，而是觉得有些知青尽管已是“耳顺”之年的白头老汉、白头老太了，但他们至今仍是胡涂之人。跟他们在一起太没意思了。
比如说，他们还在大唱“红歌”，还在怀念“伟大领袖”，还在溢美“文革”，还在为自己经受的苦难“骄傲”“自豪”着，还在为“上山下乡”叫好，还在继续说着“青春无悔”之类的呓语……
当时，我真想问一问“骄傲自豪”的那位老头：既然上山下乡那么好，那您为什么不扎根农村一辈子而还要返城呢？你用青春换得了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呢？怕难堪，我终于没问。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缩词，也是对“文革”中被迫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的称呼。虽然“文革”前就有中学毕业生去边疆农场垦荒，回农村种田之类的事情，但那实质上也是为了解决粮食短缺和城市青年就业问题而采取的措施。解放后三十年时间内，国家将精力重点花费在“上层建筑”的斗争方面，没有下大力气发展“经济基础”或纯粹瞎折腾，没有形成强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创造出很多就业岗位，使得从五十年代起，城市青年就业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大跃进”时“轰隆”一下上了很多工程，招收了一大批人，花了不少钱，但不久工程大多下马，人员大都精简。“文革”开始后，中国更是处于“浩劫”之中，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与人之间关系恶化，派别分歧发展为武斗。“文革”本来是先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被当作工具使用两年之后，他们就无所事事了。工厂大多停顿，各部门人浮于事，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城市粮食供给困难；实行的又是计划经济，一个临时工岗位都找不到，一个地摊也不准摆，大学又都停办，所以国家无力安排三届2000万毕业学生就业，使城里学生成了最不安定因素。一直这样下去，学生们可能会最终认清社会真面目而发起动乱。
怎么办呢？“伟大领袖”有的是办法，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话，一下子将千百万城市学生推到农村去了，一下子把难题给解决了。
农村确实是个“广阔天地”。农村虽然贫穷落后，但它很大很大，融入一些人是没问题的。正如海水虽然又苦又咸，但再投入百十顿盐硷也是无所谓的。把毕业学生送到农村去，既消除了城市压力和安全隐患，也不必花费大钱。虽然要出一些安置费，但比起让他们工作支付工资要合算得多。
这是真实情况。至于“伟大领袖”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那是彻头彻尾的假话，哄人话。
为什么说是假话、哄人话呢？因为从“伟大领袖”的“一贯教导”来看，工人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如果知青真的需要“再教育”，那为什么不让无产阶级去教育他们呢？他一直说什么“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就是说他也认为农民阶级并不先进，是需要无产阶级对其进行教育的。可是，为了将知青们哄到农村去时，他又抬高了农民，前后矛盾。真不知道到底他哪句话才是真理？
从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的中国农村一片原始落后的面貌，生产力低下，劳动力又过剩，说知青上山下乡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那更是欺人之谈。在农村，知青基本上是被作为普通劳动力使用的；作为普通劳动力使用，他们可能连一个农村小孩都不如。另外，很多农民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现在还要匀出一些来给知青，这不是加重农民的负担吗？还有，很多知青都有着偷鸡摸狗，偷吃农作物的行为，他们倒是学坏了。
如果要问知青用青春换得了什么，给农村干了哪些好事？恐怕除了有人矫情地说些“战天斗地”，“锻炼了意志，增长了见识，炼就了红心”，“培养和锻炼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青春无悔”之类的空话、假话、废话、笑话外，就再没有什么成绩值得一说了。至于说能分清韭菜和麦苗了，会使用牛马了，知道大粪可以变粮食了等等，这都是些俯首即拾的“知识”，何需要你花费那么多青春年华来学习？
至于广大知青在农村遭受的苦难，那倒是罄竹难书的。这方面的书籍很多，用不着我再饶舌。
总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没有“伟大领袖”说的那么神圣，也没有报纸上宣传的那么伟大，它只是一种没办法的就业办法，也是知青们无奈的选择。
试想：如果那么多学生失业的情况出现在其它国家或者国民党统治时期，那一定会引起社会大动荡的。迫于各方面压力，政府也会千方百计创造工作岗位来扩大就业面，不敢也不会将几千万人推送到农村而了事。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在独裁统治和强大的专政压力下，没有谁敢对此表示不满。表示不满的，都会被打成“反革命”而被劳改劳教。专制的威力是无比强大的。
然而，面对着那么明显的欺瞒，很多知青却一直执迷不悟。为什么执迷不悟呢？一个原因是他们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就是“悟”了也没有什么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人被重复了几百遍几千遍的谎言洗了脑，已经变得毫无见解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本来就是文盲半文盲式的人物，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就文化程度和水平而言，老三届稍微好些，以后一蟹不如一蟹。（有幸再深造学习者除外。另外，由于多种因素的促成，人类各个群体中总会涌现出一些超群者，我们不能因为有超群者而拔高整个群体。）象我，虽然是初六七级毕业生，但也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从1958年上学开始，我就接受批判“白专道路”的教育，经常参加各种批斗运动；今天捉苍蝇打麻雀，明天收废铁捡石灰，还隔三岔五地学农支农。这样没过一半年，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又开始了，好长时间完全停课。大饥荒过去了，有幸留了一条活命，1964年胡里胡涂进入初中，但不久“文革”又开始了，大学、中学、小学都彻底停课了。本来我应该在1967年毕业，但直到1968年也拿不到毕业证。几届学生堆在一起，天天搞大批判，批“走资派”，搞派性斗争。直到1968年后半年，“伟大领袖”一挥手：“上山下乡”，我就随着潮流到农村去了……
我的情况也是众多知青的基本情况。看看我的经历，用不着细想，您就知道我的文化程度和水平该是多么低下了。我想，1960以后上学，1976年前后毕业的学生恐怕更是不行。他们基本上在大饥荒和“文革”时间内上学的，这又能上几天正规课，学到多少书本知识呢？所以，称我们为“知识青年”，真是抬举我们哩。
我有幸以后又上了学，又学了点文化知识。如果不是这样，恐怕现在我也不能比较流利地写出这段文字。跟现在的学生相比，我一直感到自卑，总觉得现在的学生肚子里真有东西，总觉得自己浅薄无知。
我还认为，对于一个处于学生阶段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和接受人类千百年来所创造的最基本和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知识是整个人类巨大而又宝贵的财富。如果一个人丧失这个学习机会，那就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和悲哀。
当然，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是更大的不幸和悲哀。本来，新中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后，就应该在各领域齐头并进地努力发展，特别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尽可能地培养各类人才，珍惜各类人才，使用各类人才，促使中国早日繁荣富强起来，早日屹立于世界之林。国家最需要的是各类科技文化人才，而不是普通的农业劳动力。可是，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运动却倒行逆施，它不是积极培养人才并安排他们到最合适的地方去，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一切可能成为人才的青年人统统转变成了普通的农业体力劳动者，给众多已经学成的知识分子也戴上“臭老九”的帽子下放劳动。“伟大领袖”所干的事情真是荒唐，真是匪夷所思。没有创造大量的人才市场是他干的事情，停办大学是他干的事情，中学、小学多年停课是他干的事情，选拔所谓的“工农兵”学员也是他干的事情。只不过他干的事情影响深远，不仅耽误残害了我们一代人，而且严重破坏和阻滞了整个中国的发展，使之长期贫穷落后。到他去世的那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然，失去学习机会不是知青本身的错。这是时代的悲哀，国家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个人无能为力。象我，一家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供我读书，希望我有个好前程，能吃上口有保证的饭；我也深知父母的苦情，就头悬梁锥刺股般勤奋学习，成绩年年优秀；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我和家人的美好希望都随着“上山下乡”而破灭。父亲哭过，我也哭过，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个人是没有办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但我们现在可以深思这不幸的命运究竟是谁造成的。
不幸的命运究竟是谁造成的？谁使千百万青年变成了文盲半文盲？谁一手断送了有志青年的美好前途？谁让那么多不谙世事的小孩子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去穷乡僻壤扎根？谁让那么多知青生活悲惨，甚至遭受欺凌或死于非命？在下乡潮和返城潮中，国家又浪费掉了多少纳税人的钱财？有谁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当然，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这些问题。这倒没有什么，可是使我不解的是，有些深受其害的知青至今还为造恶者大唱着赞歌。被剥夺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不仅不感到遗憾，知识浅薄不感到羞耻，而且到了耳顺之年还是非不明，好坏不分，执迷不悟，还在“骄傲自豪”，“无怨无悔”着，还在说着唱着许多年前的陈词烂调和空话、假话、废话来自慰和欺人。被人家出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这真是愚不可及啊！
中央全盘否定“文革”，当然也包括其重要内容的上山下乡运动。可是，现在有些人就是要肯定上山下乡运动，就是要与中央精神唱对台戏，就是要“弘扬”错误路线造成的假恶丑东西，就是要象那个“白卷知青”张铁生一样反社会前进的潮流。当然，有些人出于无知盲从，有些因深受谬论洗脑毒害，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
聚会归来后，我写了首七律诗，现附后作为此文的结尾：
徐家山下聚谈日，正是飘零黄叶时。
有恨人生天不晓，无痕岁月水应知。
相忘文革悲辛事，竟赋下乡溢美诗。
始信白头有愚者，归来长久稍舒眉。
2013、11、25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3f3fdb0101dnm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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